口袋公园,掀起中国城市更新的“公园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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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2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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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门是公园。”近年来,口袋公园如玉珠般散落在国内城市的大街小巷,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融入了城市“基因”,传承记载了城市记忆,成为靓丽的城市名片。目前国内已建成近三千座口袋公园。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公园建设计划。一场中国本土的城市公园热,正在兴起。

城市中再造原

口袋公园背后的“公园热”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尤为迅猛的城市化演变,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涌向城市。随着城市更新的新浪潮来临,以及2018年“公园城市”的概念被提出,“在城市中再造原乡”,正在重塑城市更新路径。目前各大城市掀起了“公园热”。

作为国内在空间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之一,上海本身便保留了诸多具有历史感的城市公园。远的甚至可追溯到宋代的醉白池公园,清朝的上海古漪园,以及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公园的公家花园(如今名为黄浦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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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醉白池公园古建筑

《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公园城市,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加到1000座以上。作为一座无论人口还是建筑密度都极高的城市,上海选择了“见缝插绿”,利用城市的“边角料”。2021年上海揭开面纱的新公园中,有一半是城市口袋公园,诸如昌里园、新华路口袋公园等均成为口袋公园的经典案例。

而北京也提出目标,到2021年底,开建11个城市公园,面积约280公顷,服务周边30万居民与游客;在《武汉市2020年绿化工作方案》中也指出,除新、改、续建30座城市公园外,全市还将建成100座口袋公园,累计新建城市绿地700公顷。此外,南京和杭州都提出,实现城市“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成都更将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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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抓住未充分利用的空间,并将它们改造为公园已经成为趋势。这或许来源于当代公园形态的演变,它们不再只是一片树木和绿色草坪,而是现代人日常之余必要的休闲空间。公园诞生以来的两百年间,从私家花园到公共空间,从贵族专属到平民共享,对城市与城市旅游,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公园

城市旅游生活的新触角

纽约报纸的一篇文章曾说:没有像伦敦海德或巴黎布洛涅森林那样一流的城市公园,就没有成为国际一流名城的可能。诚然,无论是城市网红目的地,还是城市综合体,都只是城市最为普适而常见的一面。相比而言,不少有趣的城市公园,反映的却是生活的、历史的、自然的另一面,带着灵动而亲切的气质。

一是贴近城市原本生活。在过去,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人民公园”。这些人民的公园,如今更多承载起的,是老一辈的日常生活——广场舞、乐器演奏,甚至为子女相亲……而如今年轻一代的日常生活底色,则被日益流行的口袋公园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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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公园的概念,源自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一个风景园林师Robert Zion,在他看来,公园系统必须具有易亲近和数量多的特点,才会真正对城市生活产生良好影响。它们并不是城市的福利点缀,而是必需品。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口袋公园——佩雷公园 (Paley Park)在纽约53号大街开园,这个公园,成为周边白领聊天与从工作中喘息的区域。如今,在上海永嘉路309号的口袋广场,也成为见证、甚至融入当地城市生活的独特目的地,有附近居民将公园当做“客厅”,因其打破了封闭社区的隔阂,也有许多城市漫步者(city walker)特意来到口袋公园,感受最日常却又在当代颇为珍贵的烟火气。

实际上,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市民对公园、绿地的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微型公园而言,设计不应是主角,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来的东西,比如人的情感、记忆、故事,才是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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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追溯城市旧日记忆。不少城市公园,作为城市更新与空间区域再利用的产物,它们见证了城市的更迭,成为市民共同记忆的留存,更是旅行者了解一座城市风貌的绝佳窗口。比如“高线公园”这样的非典型城市公园,作为线性公园的一种,呈长条凌空形式的高线公园,常常脱胎于城市中已“过时”的铁路、轻轨、高架桥等。它们依托遗留原址的形态,既是城市原生的部分,又让工业遗产起死回生。

这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它是“世界上被谈论最多的景观空间”,几乎与纽约中央公园有着同等地位。它曾是纽约的空中运输铁路,随着运输业发展,1960年代这一铁路被荒废,一度被视作城市中“丑陋的钉子”。后来在设计师团队的巧思之下,这里成为了纽约的新地标:预制混凝土的道板拼接贯穿了公园,野草能够在人行道的夹缝中生长,这里成为一个融合了景观、植物与艺术等元素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市民到这里来休闲,据统计,高线公园至少为纽约创造了20亿美元的收入。

在上海,同样有一个高线公园。上海首座艺术高线公园——百禧公园是一座总长度约1公里的3层立体式公园,串联起了南北两端的中山北路与曹杨路。百禧公园前身是堪称“上海最长菜市场”的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同样是因时代变化而关停,遗留下的狭长空间被重新规划为多层级、功能复合的城市公园。3.8米的离地高度,既不影响居民生活,也带来了城市少有的开阔景观。

三是步入城市自然可能。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提出一种名为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现象,即生长于现代城市的人们,长时间与大自然完全割裂,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心理问题。对于城市人而言,城市公园的功能之一,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诊治自然缺失症,打破都市藩篱,带回自然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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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纽约曼哈顿,那里的中央公园可被视作城市中“自然可能”的典范。它是曼哈顿岛上一片山地,历时近十年,中央公园从沼泽地、山脊砾石中露出全新样貌。这一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公园,灵感源自于设计师奥姆斯特德游历英国时所见的风光。中央公园如同将一片英伦原生风景复制到曼哈顿岛上,周边城市越是喧嚣,在城市中拥有森林、湖泊、绿地的中央公园就越是具有吸引力。

城市公园

引领城市休闲新风尚

据《京沪公园使用大数据及规划启示报告》统计,部分大型公园超50%的游客来源于10公里外,即使是服务周边的社区公园,也有5-10%的外地游客到访。显然,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的重要场域,与城市旅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对城市旅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城市新地标

一座优越的城市公园,本身就是吸引旅行者到来的城市地标。知名景观设计师Carmine Russo认为,就大城市而言,城市公园代表了社区设施和城市象征,它让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本质。想想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和芝加哥的卢里公园(Lurie Garden),如果没有这些独特公园的引导,人们了解这些城市的意愿会下降多少?

纽约中央公园落成以来,便成为了曼哈顿地区的一个全新地标区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据《旅游+休闲》杂志统计,早在2013年游客数量高达4000万,是全球50个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更成为多个影视剧取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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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纽约中央公园,位于巴西阿雷格里港的Guaíba Orla城市公园则是一个更现代的地标案例。作为阿雷格里港市政厅的一个重要举措,Guaíba Orla城市公园旨在向城市和城市居民回馈该市最珍贵的自然资产之一:瓜伊巴河(Guaíba River)。公园建造后,既建立起人口、文化、历史、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又成为了这一城市的重要地标,是旅行者与市民的重要目的地。

02文化新场域

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园在“供应自然”与“供应社交”后,更热衷于化身为城市的文化新场域——继书店、咖啡馆之后,城市公园也成为了文化的承担者与传播者。

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建于1884年,是为纪念诗人及编辑威廉•克林•布莱恩特而建造的公园,它与文化的相遇可以说是“命中注定”。

这是号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公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动数量,曾全年不间断举行一千多场活动,接待1200万访客。在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的官网上,全年的活动囊括了文学、艺术、棋牌、运动等多种类型,细分种类多达75类,既兼顾不同年龄阶层,也满足不同文化需要。在疫情期间,公园甚至将一些活动移到线上,将文化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03休闲新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公园”概念的阿尔伯蒂,曾提出“建造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创造花园用于娱乐和休闲”,这在今天已成为城市规划的准则之一。越值得游览的城市公园,越能引领新休闲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曾报道称,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公园的意外走红。那些原本只用于遛狗或踢足球的公园,如今变得“野餐毯子铺满每一寸地面”,公园变身为临时啤酒花园、聚会场所和城市客厅。在国内,“去公园野餐”,也同样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风尚。

近段时间本土不少城市公园流行起了市集。比如在杭州植物园,今年就举办过多场不同主题的市集,复古市集、咖啡市集……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旅行者。上海的许多公园还放起了露天电影,将曾经老上海的夏夜回忆带回到了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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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未来“中央公园”

是什么模样?

如果追溯当代本土城市公园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粗放开发,只为本地游客赏景,对自然环境简单加以改造,比如北京香山公园;第二阶段是居住型开发,在社区住宅周边打造供居民日常游憩的社区公园;如今,则进入城市型开发阶段,公园的打造要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密切配合,要具备旅游吸引力。

这意味着我们无需再造一个“中央公园”,而是要另辟蹊径,琢磨出专属本土的、具备未来范式的城市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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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避免“千园一面”

抛开前文提及的国内优秀城市公园案例,随着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建公园”被不少城市作为战略大力推动,但出来的效果却常常“千园一面”。这些雷同的公园只是绿意的堆叠,没有文化气息和城市底蕴,未来能否与城市共同成长,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西班牙景观设计师Mariam Garcia认为,人们对公园的想象其实非常狭窄,“公园不一定都是绿色的”。同济大学副校长、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吴志强也曾提出,公园城市不仅是“表皮的绿”。

与城市共生的城市公园,规模不是重点,合适最为重要。可以在更现代化、空地更多的城市新城中,打造具备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比如成都提出的“公园+”,将公园打造成综合体,不断丰富其与城市精神文明相契合的内容;而针对空间资源紧张的旧城,口袋公园等小型公园的布局,更能优化空间利用率,也更能释放城市的人情味。

02营造生活空间

公园不仅是城市的地标,更是城市宜居程度的参照。一个能让当地居民愉悦与亲近的城市公园,本身就具备了吸引旅行者的力量。

城市设计师Ryoma Tominaga提出,要“为现在和未来的10—20年后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它必须包容公众,即其功能必须适用于青少年等各个年龄段的人士。”城市公园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其目标人群提供更为精准而普适的服务,实现大众价值。真正好的公园,不是使用装备探测的数据,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是让人能感到放松、跟自然亲近的地方,比如人们想要坐到树下去看书,小孩子能够在草坪上追宠物,这些诉求都是城市公园要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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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培育诗意灵魂

当我们在建造公园时,我们在建造什么呢?是对某种理想生活的构想和追求。《花园里的哲学》的作者曾说:“花园是根据一种理想、某些意识形态的假设,以及一种对历史的感知来改造自然的。”

城市公园的建设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彼时的希腊人,在公共花园中漫步、探讨哲学。典型的代表就是柏拉图学园、吕克昂学园等学院派花园。这些哲学大师们,在户外建造起了休闲空间,然后花很长时间在这里进行露天演讲、辩论,讨论文学艺术创作等。而在中国的宋代,也出现了时称“郡圃”的公共公园,诗人们在此娱乐、寻求灵感。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类的公园形态,功能上的微观价值也不同。如今面对多元的群体,城市公园创意表达、IP界定,也理应该具备更多想象空间。把时代的进步落地到日常和百姓,才是最妙的进步。

导演章明曾在谈到纪录片《巫山之春》时说到,“中国这几千年的变化,就是一个诗意消失的历史。”当身处城市的理性让诗意无以为继时,不得不说是一种悲伤。城市公园的兴起,是时代之诗意的希望,要让一个个城市公园成为诞生诗意灵魂的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