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袋公园，掀起中国城市更新的“公园热”

“走出家门是公园。”近年来，口袋公园如玉珠般散落在国内城市的大街小巷，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融入了城市“基因”，传承记载了城市记忆，成为靓丽的城市名片。目前国内已建成近三千座口袋公园。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都纷纷推出了公园建设计划。一场中国本土的城市公园热，正在兴起。

城市中再造原

口袋公园背后的“公园热”

过去40年，中国经历了一场尤为迅猛的城市化演变，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乡村涌向城市。随着城市更新的新浪潮来临，以及2018年“公园城市”的概念被提出，“在城市中再造原乡”，正在重塑城市更新路径。目前各大城市掀起了“公园热”。

作为国内在空间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之一，上海本身便保留了诸多具有历史感的城市公园。远的甚至可追溯到宋代的醉白池公园，清朝的上海古漪园，以及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公园的公家花园（如今名为黄浦公园）。

上海醉白池公园古建筑

《关于推进上海市公园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年，上海将建成公园城市，上海的公园总数将增加到1000座以上。作为一座无论人口还是建筑密度都极高的城市，上海选择了“见缝插绿”，利用城市的“边角料”。2021年上海揭开面纱的新公园中，有一半是城市口袋公园，诸如昌里园、新华路口袋公园等均成为口袋公园的经典案例。

而北京也提出目标，到2021年底，开建11个城市公园，面积约280公顷，服务周边30万居民与游客；在《武汉市2020年绿化工作方案》中也指出，除新、改、续建30座城市公园外，全市还将建成100座口袋公园，累计新建城市绿地700公顷。此外，南京和杭州都提出，实现城市“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成都更将公园城市建设作为全市的重大战略。

一些业内人士也提出，抓住未充分利用的空间，并将它们改造为公园已经成为趋势。这或许来源于当代公园形态的演变，它们不再只是一片树木和绿色草坪，而是现代人日常之余必要的休闲空间。公园诞生以来的两百年间，从私家花园到公共空间，从贵族专属到平民共享，对城市与城市旅游，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公园

口袋公园的概念，源自上世纪60年代纽约的一个风景园林师Robert Zion，在他看来，公园系统必须具有易亲近和数量多的特点，才会真正对城市生活产生良好影响。它们并不是城市的福利点缀，而是必需品。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口袋公园——佩雷公园 （Paley Park）在纽约53号大街开园，这个公园，成为周边白领聊天与从工作中喘息的区域。如今，在上海永嘉路309号的口袋广场，也成为见证、甚至融入当地城市生活的独特目的地，有附近居民将公园当做“客厅”，因其打破了封闭社区的隔阂，也有许多城市漫步者（city walker）特意来到口袋公园，感受最日常却又在当代颇为珍贵的烟火气。

实际上，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今天，市民对公园、绿地的期许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微型公园而言，设计不应是主角，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来的东西，比如人的情感、记忆、故事，才是主角。

二是追溯城市旧日记忆。不少城市公园，作为城市更新与空间区域再利用的产物，它们见证了城市的更迭，成为市民共同记忆的留存，更是旅行者了解一座城市风貌的绝佳窗口。比如“高线公园”这样的非典型城市公园，作为线性公园的一种，呈长条凌空形式的高线公园，常常脱胎于城市中已“过时”的铁路、轻轨、高架桥等。它们依托遗留原址的形态，既是城市原生的部分，又让工业遗产起死回生。

这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它是“世界上被谈论最多的景观空间”，几乎与纽约中央公园有着同等地位。它曾是纽约的空中运输铁路，随着运输业发展，1960年代这一铁路被荒废，一度被视作城市中“丑陋的钉子”。后来在设计师团队的巧思之下，这里成为了纽约的新地标：预制混凝土的道板拼接贯穿了公园，野草能够在人行道的夹缝中生长，这里成为一个融合了景观、植物与艺术等元素的场所，越来越多的市民到这里来休闲，据统计，高线公园至少为纽约创造了20亿美元的收入。

在上海，同样有一个高线公园。上海首座艺术高线公园——百禧公园是一座总长度约1公里的3层立体式公园，串联起了南北两端的中山北路与曹杨路。百禧公园前身是堪称“上海最长菜市场”的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同样是因时代变化而关停，遗留下的狭长空间被重新规划为多层级、功能复合的城市公园。3.8米的离地高度，既不影响居民生活，也带来了城市少有的开阔景观。

三是步入城市自然可能。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曾提出一种名为自然缺失症(nature-deficit disorder)的现象，即生长于现代城市的人们，长时间与大自然完全割裂，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心理问题。对于城市人而言，城市公园的功能之一，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诊治自然缺失症，打破都市藩篱，带回自然鲜活。

同样是纽约曼哈顿，那里的中央公园可被视作城市中“自然可能”的典范。它是曼哈顿岛上一片山地，历时近十年，中央公园从沼泽地、山脊砾石中露出全新样貌。这一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公园，灵感源自于设计师奥姆斯特德游历英国时所见的风光。中央公园如同将一片英伦原生风景复制到曼哈顿岛上，周边城市越是喧嚣，在城市中拥有森林、湖泊、绿地的中央公园就越是具有吸引力。

城市公园

引领城市休闲新风尚

据《京沪公园使用大数据及规划启示报告》统计，部分大型公园超50%的游客来源于10公里外，即使是服务周边的社区公园，也有5-10%的外地游客到访。显然，城市公园作为城市发展与更新中的重要场域，与城市旅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对城市旅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城市新地标

一座优越的城市公园，本身就是吸引旅行者到来的城市地标。知名景观设计师Carmine Russo认为，就大城市而言，城市公园代表了社区设施和城市象征，它让人们了解这座城市的本质。想想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和芝加哥的卢里公园（Lurie Garden），如果没有这些独特公园的引导，人们了解这些城市的意愿会下降多少？

纽约中央公园落成以来，便成为了曼哈顿地区的一个全新地标区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据《旅游+休闲》杂志统计，早在2013年游客数量高达4000万，是全球50个最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更成为多个影视剧取景地。

相比纽约中央公园，位于巴西阿雷格里港的Guaíba Orla城市公园则是一个更现代的地标案例。作为阿雷格里港市政厅的一个重要举措，Guaíba Orla城市公园旨在向城市和城市居民回馈该市最珍贵的自然资产之一：瓜伊巴河(Guaíba River)。公园建造后，既建立起人口、文化、历史、自然之间的良性循环，又成为了这一城市的重要地标，是旅行者与市民的重要目的地。

02文化新场域

越来越多的城市公园在“供应自然”与“供应社交”后，更热衷于化身为城市的文化新场域——继书店、咖啡馆之后，城市公园也成为了文化的承担者与传播者。

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建于1884年，是为纪念诗人及编辑威廉•克林•布莱恩特而建造的公园，它与文化的相遇可以说是“命中注定”。

这是号称“全世界最繁忙”的公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活动数量，曾全年不间断举行一千多场活动，接待1200万访客。在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的官网上，全年的活动囊括了文学、艺术、棋牌、运动等多种类型，细分种类多达75类，既兼顾不同年龄阶层，也满足不同文化需要。在疫情期间，公园甚至将一些活动移到线上，将文化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03休闲新方式

文艺复兴时期提出“公园”概念的阿尔伯蒂，曾提出“建造城市公共空间应该创造花园用于娱乐和休闲”，这在今天已成为城市规划的准则之一。越值得游览的城市公园，越能引领新休闲方式。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曾报道称，疫情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公园的意外走红。那些原本只用于遛狗或踢足球的公园，如今变得“野餐毯子铺满每一寸地面”，公园变身为临时啤酒花园、聚会场所和城市客厅。在国内，“去公园野餐”，也同样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风尚。

近段时间本土不少城市公园流行起了市集。比如在杭州植物园，今年就举办过多场不同主题的市集，复古市集、咖啡市集……吸引了本地及周边城市的旅行者。上海的许多公园还放起了露天电影，将曾经老上海的夏夜回忆带回到了当代。

本土未来“中央公园”

是什么模样？

如果追溯当代本土城市公园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粗放开发，只为本地游客赏景，对自然环境简单加以改造，比如北京香山公园；第二阶段是居住型开发，在社区住宅周边打造供居民日常游憩的社区公园；如今，则进入城市型开发阶段，公园的打造要与城市的发展路径密切配合，要具备旅游吸引力。

这意味着我们无需再造一个“中央公园”，而是要另辟蹊径，琢磨出专属本土的、具备未来范式的城市公园。

01避免“千园一面”

抛开前文提及的国内优秀城市公园案例，随着公园城市概念的提出，“建公园”被不少城市作为战略大力推动，但出来的效果却常常“千园一面”。这些雷同的公园只是绿意的堆叠，没有文化气息和城市底蕴，未来能否与城市共同成长，还需打上一个问号。

西班牙景观设计师Mariam Garcia认为，人们对公园的想象其实非常狭窄，“公园不一定都是绿色的”。同济大学副校长、成都市公园城市规划建设首席顾问吴志强也曾提出，公园城市不仅是“表皮的绿”。

与城市共生的城市公园，规模不是重点，合适最为重要。可以在更现代化、空地更多的城市新城中，打造具备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比如成都提出的“公园+”，将公园打造成综合体，不断丰富其与城市精神文明相契合的内容；而针对空间资源紧张的旧城，口袋公园等小型公园的布局，更能优化空间利用率，也更能释放城市的人情味。

02营造生活空间

公园不仅是城市的地标，更是城市宜居程度的参照。一个能让当地居民愉悦与亲近的城市公园，本身就具备了吸引旅行者的力量。

城市设计师Ryoma Tominaga提出，要“为现在和未来的10—20年后的目标人群提供服务。这意味着它必须包容公众，即其功能必须适用于青少年等各个年龄段的人士。”城市公园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为其目标人群提供更为精准而普适的服务，实现大众价值。真正好的公园，不是使用装备探测的数据，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空间，是让人能感到放松、跟自然亲近的地方，比如人们想要坐到树下去看书，小孩子能够在草坪上追宠物，这些诉求都是城市公园要实现的功能。

03培育诗意灵魂

当我们在建造公园时，我们在建造什么呢？是对某种理想生活的构想和追求。《花园里的哲学》的作者曾说：“花园是根据一种理想、某些意识形态的假设，以及一种对历史的感知来改造自然的。”

城市公园的建设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彼时的希腊人，在公共花园中漫步、探讨哲学。典型的代表就是柏拉图学园、吕克昂学园等学院派花园。这些哲学大师们，在户外建造起了休闲空间，然后花很长时间在这里进行露天演讲、辩论，讨论文学艺术创作等。而在中国的宋代，也出现了时称“郡圃”的公共公园，诗人们在此娱乐、寻求灵感。

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地域，衍生出不同类的公园形态，功能上的微观价值也不同。如今面对多元的群体，城市公园创意表达、IP界定，也理应该具备更多想象空间。把时代的进步落地到日常和百姓，才是最妙的进步。

导演章明曾在谈到纪录片《巫山之春》时说到，“中国这几千年的变化，就是一个诗意消失的历史。”当身处城市的理性让诗意无以为继时，不得不说是一种悲伤。城市公园的兴起，是时代之诗意的希望，要让一个个城市公园成为诞生诗意灵魂的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