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文旅共同体、共生系统与政策供给

《十四五规划：文旅共同体、共生系统与政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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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旅同仁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就《十四五规划：文旅共同体、共生系统与政策供给》与各位进行交流。今天的内容将从三部分展开，即用游历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来解释文旅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及文旅规划对共同体产生的作用、文旅系统内外部的共生系统、以及在编制“十四五”规划中从政策供给的角度如何予以保障。

一、文旅共同体是怎样形成的

第一个大问题，文旅共同体。什么是“共同体”？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他的很多价值观、制度、符号等，具有共同的一套体系。这套体系，可以是传统村落、是社区、是学校、是机关，这些都是社会共同体。所以，文化和旅游融合以后形成的共同体，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文旅共同体”。文旅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学术研究进行理论上的支持，学术共同体对文旅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支持作用。

文旅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文化和旅游放在一块谈，这个事情不是从２０１８年才开始。我的解释是从人类开始有游历活动以及在游历的发展过程当中，文化和旅游就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从游历的“五生”理论来解释，游历对知识和文化形成的溢出作用，就是一种游历对文化的贡献的作用。城市化以后过剩经济下的体验性游历与文化体验关系又进一步把游历（旅行、旅游）和文化之间关系又进一步的强化，所以，游历理论是文旅共同体形成的很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

所谓“游历”是人类自古以来在旅途与目的地的探索（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与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活动。两个ｅｘｐ加在一块儿，在旅行途中和到了目的地以后，所探索和体验的这两样东西，就叫做游历（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人类的游历活动在１８世纪之前主要是“探索性游历”，在１８４１年以后主要是“体验性游历”。而“体验性游历”是现代旅游业或者文旅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说探索更多地是生理上的一些活动，而体验则更多是心理上的活动。同时，游历的发展是经历了非常悠久的历史过程。从古代甲骨文时代，中国人就树立了“游”和“歴”的含义，这两个含义从最初的甲骨文到青铜器的“铭文”，一直到汉唐以来，它的书写变化很多，但是基本含义没有变。这些游历通过大量的旅行记录或“游历的记录”得以保存。通过研究古代的游历发展，我们发现文旅共同体的形成，它是一个有史以来就存在着的人类的活动。

游历的发展阶段或者是主要功能，分为这样的五种情况，一是生拓（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空间的拓展而开展的对陌生地域的探险、探索、拓殖、有时候甚至包括军事征服行动。二是生易（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人类为了生存（对土地、水体、矿产的占有）、生产（原料和市场）和生活（粮食、茶、香料、丝绸、陶瓷）的需要而开展的较远距离的贸易旅行。古代旅行主要是这第２种情况，比如像丝绸之路（万里茶道）、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等都属于此。三是生思（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沿途和在目的地进行的上层建筑和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传布、山水审美创作、社交文创娱乐等活动。所以“生思”是整个游历发展过程当中，跟我们今天讲的文化部所管辖的一整套东西有紧密关系的，它体现了文化与旅游的共同体的最初的形态。四是生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也就是１８４１年托马斯·库克开办第一个旅行社以后，旅游服务作为一个产业存在，这个过程我们叫“生业”。五是生悦（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Ｅｘｐｅｒｏ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是指城市化之后人类将临时性异地生活方式视为生活品质的必要组成，是游历发展阶梯中的最高一级活动。

城市化和后城市化（后现代）的人类社会，不再将异域视为畏途，而趋向于将前往他者的生活空间的体验（凝视）视为愉悦性的一种体验，是构成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游历（旅游、旅行活动）对于人类的知识和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对历史学、文学具有主要的贡献。在１５世纪之前，探索性游历阶段人类的知识和文化形成，主要靠旅行活动的溢出效应，包括文化溢出、区域溢出和代际溢出。通过旅行发现知识，然后从一个区域流传到另外一个区域，或者在不同的代际之间进行传播。比如，生活于公元前５世纪古希腊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被称为“历史之父”，又被称为“旅行家之父”，其所著《历史》一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历史著作，他这本书的名字后面就变成了一个专门的研究学科。再如，中国的司马迁编著的《史记》，也记载了他的旅行经历，其特殊的游历和他的历史研究紧密相关。

游历发展转向体验性游历以后，其功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它的科学及文化的发现和创新作用在下降，但是为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和文化体验，变成了旅行活动的核心追求。在过剩经济出现以后，旅游、游历变成了大众化、社会化的过程，体验性游历变成了社会大众所共同享有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文旅共同体的社会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现在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１万美金，中产阶级（中等收入家庭）逐步形成，致使社会大众产生对异地生活方式的需求，从而形成了我们用游历理论来解释文旅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另外一个用来解释“文旅共同体”的理论叫做社会表征理论。对于　“文化”和“旅游”两个系统的人，刚刚合并到一起的几年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解释理论。因为文旅做为一个共同体，它的这种符号交换和互认，势必会形成一些新的冲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各种的设置、约定，共同的研究，共同话语权的形成，形成某种涂尔干所说的集体表征。伴随集体表征的形成，文旅体系内的有机团结就实现了。

那什么是社会表征理论呢？莫斯科维奇和涂尔干（Ｍｏｓｃｏｖｉｃｉ　ａｎｄ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认为，人首先是社会性的，它的存在和身份都是源自集体。社会表征是集体成员所共有的观点、思想、形象和知识结构，心理经验是个体受所处属集体调节和决定的。同样一个共同体里面的人，拥有相似的经验和观点，分享共同的环境和语言。它产生于我们日常的交流和常识性的知识，虽然这个知识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但形成以后，对这个系统的成员存在一种近乎强制性的影响力，所以现在是我们文旅体系的人正在形成表征的过程，目前还没有完成，面临着新的挑战。

因为内部的一致性观点还没有形成，这里面存在如霸权型表征，无约束表征和冲突性表征等。不管哪种表征，文旅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其社会表征稳定性都会受到冲击并进行重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涂尔干集体表征理论认为具体表征形成以后它就会与共同体具有一个基础，但是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当中需要社会整合。举个简单例子，港中旅和中国旅游集团的合并，是属于比较同质的企业，都是原来做旅行社，然后做酒店的，这种同质性的集体表征形成过程叫做机械团结。但是文化和旅游两个体系组合后，要基于角色互补、相互承诺的团结。很显然，整个文旅体系的形成过程要依赖于有机团结，而不是机械团结。经历这个过程以后，我们说文旅共同体才会真正形成。

具体如何做到有机团结呢？如何做到集体表征的实现呢？我们认为文旅发展规划、“十四五规划”等是一种特殊的构建大家都认同的社群符号的一个过程，规划是一个有机团结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四五”规划就不是简单的规划技术问题了，它是涉及到文旅共同体的形成和实现有机团结的途径。在文旅机构的职责界定方面，不少内设机构与规划相关，统筹规划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大家会注意到这里是把文化分成事业、产业两个部分，把旅游只认为是产业，但是实际上旅游其实也是包含事业和产业两个部分，只是旅游的事业属性，有时候不叫旅游事业，而叫做公共游憩。比如属于顶层设计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明确指出国家公园要具有游憩功能，为国民提供游憩机会，其中游憩机会就是旅游事业属性的体现。所以游憩、自然游憩或者自然旅游，也是文旅部门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那么统筹规划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这个职责说明什么呢？在事业和产业的研究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文旅部门的管理比较突出了产业的规划，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规划是更为重要的，更为需要考虑的。但很显然，我们也不要忽视文化事业和旅游事业的重要性。

如何解释文旅发展规划是一个达到集体表征的重构途径、实现有机团结的方法？这里我们通过分析文旅部门内设机构的结构，可以看到相当多的司局处室与文旅发展规划有关，比如政策法规司专门设立发展规划处负责规划组织管理工作，其他涉及规划事宜的还有科技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等机构，尤其在旅游产品组织和规划方面，专门设立了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的部门。从中央一级的文旅机构设置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对文旅事业发发展、特别是文旅产业发展，政府部门有非常突出的考虑。从省级地方政府层面来看，根据旅游和文化在当地的重要性或者特点，各个地方有不同的治理结构和机构框架，比如西藏，其旅游发展厅和文化厅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海南，作为中央定位的国际旅游岛，全省各市以发展旅游、自由贸易港为主，因此海南是把旅游放在前面叫海南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其他的省基本上是文化在前面，叫文化和旅游厅。地方层面的治理结构基本上是文化＋旅游，形成大文化（广电）＋大旅游（体育）。

所以从治理结构当中，我们就发现编制或者研究各个地方的十四五文旅发展规划，对于文旅共同体的社群符号的形成具有强大的作用。在资源调查、利用与区域协调，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规划，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度假休闲等产品开发，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以及文化传播与目的地营销等方面，都需要文旅发展规划来构建文旅共同体的社群符号。

二、文旅共生系统：多伙伴共生、空间共生和城乡共生

接下来是关于第二个大问题，即文旅共生系统及三种情况。首先是多伙伴共生，文旅发展除了自身内部共同体的形成，还与外部环境、其他资源部门、社区发生关系。

多伙伴共生当中第一个是文旅－环境共生，在发展跟旅游相关领域的时候，要强调注意减少对环境造成干扰和破坏。两山理论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核心是在于重构“人－地”关系、重构　“经济－社会”生态。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由原来工业、农业、制造业逐步转转向现代服务业。在这种情况下，旅游业或者说文化旅游，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在处理文旅和环境的共生系统过程当中，要做到生态平衡、利益平衡、部门制衡、多目标均衡。第二个是文旅－资源共生，这里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基础上形成的国民游憩和生态旅游活动，随着疫情退去，会成为刚性需求。因为游憩是生态系统服务的基本功能之一，游憩和旅游是最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自然资源利用方式，生态和资源的管理目标，就是为整个国家建立良好的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的服务包括了供给服务、支持服务、调剂服务和文化服务。旅游或者游憩是文化服务当中的一种。在顶层设计上明确要求，国家公园要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在国家公园里面可以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另外，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工作，各相关省市自治区也在做一系列的规划。与美国、欧洲等国家不同，它们把自然公园、文化公园一并置于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管理。但因为中国地方太大，每一种类型太多，所以形成了国家（自然）公园和国家文化公园二元体制。而目前自然保护地里面，对文化保护和遗产活化方面，学术界和有关管理部门还需要提高关注度和重视程度。通过文化沉积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整个文化认同或者文化沉积，是中国自然保护地里面一个重要的特征，这跟美国国家公园比较单一地强调自然生态和原野性非常不同。

第三个是旅游和文化遗产的共生系统。也就是说文旅－资源共生系统当中对国家文化公园的一些考虑。最近《文物保护法》正在修订，研究如何对文物建筑和保护空间进行合理使用。在法律完善之前，实际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推进活动，比如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ＩＣＯＭＯＳ　Ｃｈｉｎａ）推动的中国乡村遗产酒店项目等等。所以在文旅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要引入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

一个地方的文化遗产开发旅游以后，面临较多的一种批评是商业化程度太高。当然过度商业化是不太好，但是商业本身并没有天然的道德缺陷。分析历史可知，我们今天保护的文化遗产，大多数都是过去历史上商业活动的结果，比如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万里茶道，为什么可以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因为它们是历史上的通商之路，商业贸易活动造就了文化遗产。还有像西递宏村、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是徽商、晋商长期经营、建设的结晶。因此，我们千万不要笼统地排斥商业，商业是文明的创造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实现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文化遗产要进行活化。

什么叫文化遗产活化？把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包括旅游产品、文化体验产品在内的现代产品，保持其原址地方性，呈现其传统景观风貌，同时可以继承、转变、创新其功能，实现与现代生产、生活与意识形态接轨的思想方法和技术路径，就是文化遗产活化。关于遗产活化和保护利用，要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进行活化利用，文化遗产活化本身就是一种保护途径，活化才是最好的保护。遗产活化就是要让遗产走进生活，遗产活化的目标要实现看得到、看得懂、可参与、周边化，这也是符合了习主席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的思想。

具体的活化方式包括有生思型活化，通过加强“生思”功能，能让游客“边游边想”，能够让游客在思想上、审美上、在意识形态上有一个教育的过程；生悦型活化，通过加强“生悦”功能，能让游客“边游边爽”，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有的看，包括各种演出、艺术展览，整体给游客创造出愉悦性的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和传播中国“生思”价值观，包括中国人独特的道德凝视、哲学思考，独特的山水崇拜、景观审美，强调天人合一发展思想，也就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多伙伴共生中的第四个是文旅社区共生系统，也就是包括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以及有些地方的体育产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跟当地的接待地、当地的社区要有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像乡村振兴、旅游扶贫与民族文化，社区的参与非常重要。

文旅共生系统中第二大问题是空间共生，即国土空间规划与文旅发展规划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了“一总四专、五级三类”　的体系，初步解决了　“管什么”　、　“谁来管”的问题，但是，“如何用”、“如何优”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文旅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是什么关系？

应该说，现在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是土地资源的利用、配置，包括用地指标的权力、结构与协同。文旅规划也涉及空间占用，但并非全部依赖土地，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事业、旅游产业及其融合后有一定的用地需求，同时还有特定文旅用地政策的调整需求，包括如分离式居住、主题公园、高尔夫运动场地及高尔夫度假区等。文化和旅游规划作为国家“多规合一”的重要组成部分肯定会涉及到用地的需求，需要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对文旅发展的土地占用支持。

再次，是城乡共生，主要包括城市和乡村的城市化过程。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关于社会交换理论。再过５～１０年，７０％的人进城居住了，而进城居住的人由于城市内部环境密度过大，生活、工作压力等，未来将通过周末回到乡村生活、或者去到具有度假等资源条件的省市进行远距离的旅居迁移（ａｍｅｎｉｔ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因此产生了第二住宅的需求。城乡社会交换就是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地造房子，农村居民把自己的宅基地通过市场交易卖给城里人，然后拿原始资本进城从事生产、生活，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城乡交换。这样交换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就变为由五种人构成，即原住村民、返乡农民、旅居迁移到村子里买房子的人、观光市民、域外访客即国内外的游客。

三、文旅发展政策供给：假日制度、土地利用和特许经营

最后，第三个大问题是关于政策供给，主要涉及假日制度、土地利用与特许经营三方面。

在假日供给制度上，需要对中国节假日法律、行政规定进行评估，解决大众对于节假日制度再设计的争议，例如带薪年假制度何时能完全落实、五一长假该不该恢复或调整等。此外，传统节日农业节令特征明显、纪念性突出，而现代社会外向性需求突出，欢乐、娱乐、商业需求旺盛，因此需要平衡传统假日内向性与现代社会外向性之间的冲突。

在土地利用政策供给上，需要从中国国情再认识出发，可以说大家头脑中一直被灌输的“中国人多地少”这一论断是不科学的。

第一，中国人不多。当前，中国人口已经出现悬崖式下滑的趋势，老龄化（６０岁以上）人口比例不停增长，同时，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人们应对社会挑战的复杂性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处于“懒婚懒恋懒育”的状态，也造成了生育率的随之下降。

第二，中国地不少，特别是耕地。从数据上可以很有力的印证，中国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但这两个国家都受限于不利农业的气候，大面积土地无法耕种，而中国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处于暖温带、亚热带，耕地面积达１５０万平方公里（俄罗斯１２０万，加拿大４７万）。同时，中国的无霜期２２０天（俄罗斯１８０天，加拿大１４０天），无霜期越长，庄稼长的时间越长，庄稼产量也越多。所以我们亩产有近７５０斤（俄罗斯３７０斤，加拿大２８０斤）。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耕地？中国１８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是基于原来的人口增长假设，即中国人口会增长至１８亿，但是现在国家的人口规划里面明确了２０３０年中国人口峰值仅达１４．５亿，之后就将开始下降。人口下降了，相应的粮食消耗量也会下降。中国现在的粮食生产现状是连年“四高”，即高产量、高仓储、高价格、高进口，食用粮食过剩，畜用饲料不足（高进口的原因）。而且随着国民食物结构的明显改变，一方面城镇、乡村居民粮食消费连续下降，另一方面城乡居民乳制品、肉制品消费量逐年上升。国民食物结构的变化，引发对耕地的需求减少，对草地、牧地等需求增加，这与现在土地用途管制上的冲突愈发明显。

此外，《土地管理法》规定，按照省级行政区，统一依照８０％比例保护耕地，人口流出省份和流入地区的土地供给政策上一视同仁，这个规定给城市化水平更高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带来了更多压力、其结果就是抬高房价到天价。最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授权省政府来审批非基本农田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时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选取了几个省级单位做试点。这个文件的出台，表示高层已经意识到现有土地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必要，相信很快就会有政策跟上，为广大人民群众居住质量的提高，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特许经营政策供给方面，主要是予以自然保护地、文物空间合理利用的市场化途径，包括自然保护地的特许经营、文物建筑与文化遗产空间的特许经营、公益图书馆／博物馆的特许经营、民办图书馆／民办博物馆的政府补贴等。例如，对于现行《文物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建议调整为“国有不可移动文物实行国家所有、专业管理、特许经营。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经营权可以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其经营权可以按照特许经营要求，作为获得法定资质的企业的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对于公益图书馆、博物馆特许经营，强调事业型面对资产化，行政管理转向特许经营，公益事业的社会资本参与、当地居民公共参与。同时，对于私人博物馆予以政府支持，特别是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文物部门的空间支持、财政部门的资金支持、当地社区的参与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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