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必虎：文化遗产的形成机制与主要动力

本文摘录自吴必虎教授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东区第214期经管论坛上的演讲今天我给大家汇报的题目是“文化遗产的形成机制与主要动力”，主要分享三个观点。一、文化遗产形成强烈依赖古代建设活动；二、商业活动是形成文化遗产的主要动力；三、今天的遗产活化应为未来留下遗产。

一、文化遗产形成强烈依赖古代建设活动

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就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些历史地段、建筑物或者建筑遗址，从整体来看，它的保护、形成、使用是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体验或者能看得到的东西。城市的历史地段、传统的村落或者传统的村镇，都是文化景观。

“景观”一词，“景”在古代汉语里面，除了视觉方面的意思以外，还有高大、高尚、高品位的意思，“观”就是大家能看到的，所以景观非常强调形态方面的表现。但是文化在很多时候是非物质的，所以文化景观有时候会具有非具象性。比如语言景观，普通话问“你在哪读大学？”，武汉话问就是“哪里读书（xū）”。“读书（xū）”就是武汉话的景观。文化景观不一定全是建筑，也可能是非物质文化景观。

不管是文化景观、世界遗产、城市的历史地段还是古村落，这些概念中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就是“保护”这个词，很多相关法律、法规、宪章也叫保护。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它的名称强调遗址、遗迹。像日本的《文化财保存法》，用的是“保存”。

文化遗产是建出来的

从历史来看，遗产是建设出来的，保护只是辅助性的。不能光讲保护不讲建设，要深刻地认识到遗产的建设过程。《岳阳楼记》写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就是滕子京不仅要重修而且要扩建岳阳楼，还请范仲淹给他写了一个序言，文化遗产就这样建起来了。

再举几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例子，都是全世界最牛的建筑。

曲阜的孔府孔庙，严格来讲，是孔氏家族自己的物产，但是历朝政府都会拿钱支持它的建设，因为不管哪个朝代，中央政府都会把孔子作为维护中央政权，集权统治的一种工具。平遥古城的城墙作为公共产品，是政府花钱盖的。但是平遥古城城墙里面被保护的房子全部是晋商盖的，全是私人的房子，所以平遥古城属于是古代官民共同建设的文化城市。苏州园林，5月16日去世的著名建筑师贝聿铭，他家在民国时候就住在苏州拙政园里面，苏州园林是私人建设的经典园囿。

西递宏村是徽商自行建设的成果，是私人的财物。开平碉楼是海外华侨汇款回故乡建设而成。福建土楼，是历代客家人辛勤建设的成果。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厦门鼓浪屿，是中国近代化通商口岸的私人建设成果。甚至是哈尼梯田里种的稻子的地方也是私人开垦建设出来的。丽江古城也是人类建出来的一个一个商家，要么是卖马，要么卖茶，所以叫茶马古道。因此所有的文化遗产全部都是一朝一代的人建的，没有一个是保护出来的，或者是政府给拨款建设的。

二、商业活动是形成文化遗产的主要动力

商业并非道德缺陷

商业活动历来就是“背锅侠”，明明不是它的错，却非得说是它的错。我上课的时候就会和学生们讲，旅游多么好，多么伟大，救了很多村落。讲风景园林课的老师就会讲，旅游很坏，在泰山上修索道破坏了风景。学生就很疑惑，到底是听哪个老师的呢？这就是旅游破坏文化景观的背锅例子。

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传统村落，在工业化以后，人类进入到城市化过程，过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存在，因此传统村落就不可能存在。我们现在找到一种方法，过去的农村只生产粮食，现在的农村向社会提供两种服务，一种是农业服务，一种是提供乡村生活方式的服务。因此住在村子里面的不一定是农民，也可以是城市居民。真正农村的发展要进入商业化，而商业化不仅是农村发展的一条道路，所有的文化遗产基本上是商业推动的结果。

旅游是古村的“救命恩人”

文物保护法第24条，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不得转让、抵押。建立博物馆、保护所或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的国有文物保护单位，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所以认为保护单位是不能运营，运营就属于违法。当然现在文物保护法正在修改，增加了一章叫合理利用。

文化遗产有脆弱性，搞旅游有可能会影响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的传承。所以很多人就误以为旅游就是破坏文化遗产的最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旅游是古村的“救命恩人”，因为旅游有创造经济价值的条件，所以旅游不是破坏古建筑、传统街区、历史街区等，而是创造文化遗产。比如徽商是皖南古村落群的主要建设者；晋商是平遥古城、碛口古镇、晋中大院群的建设者。

一带一路是两大商业成果

再看看全世界开发的那么多遗产，比如丝绸之路其实是历史上的欧亚大陆通商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该通道历经西汉、东汉、魏晋时期、隋代、唐代、宋元时期，直至明清时期才走向没落。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与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其雏形在秦汉时期便已存在，后经过魏晋与隋唐时期的发展，在宋元时期达到鼎盛阶段，虽然在明清两代由盛及衰，但却依旧是东方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传输带。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都是中国两大商业的成果。

商业带来文化交流和发展机遇

5月23日，万里茶道刚刚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17世纪万里茶道源于中国武夷山，从18世纪的汉口、福州、九江三大集散地，演变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叶的汉口、上海、福州三大集散地。汉口，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主要茶叶集散中心之一。

世界文化遗产中有很多商业的遗址，比如茶马古道，中国西南地区农产品与畜牧产品商品交流骨干道路，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还有川黔水运沿线的串珠状古镇，是四川和贵州两地商业往来的宝贵“结晶”，商业的活力，为闭塞的乡村地区带去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不仅带领当地村民致富，更促进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所以商业是非常重要的。

旅游传承乡村记忆

乡村也是商业做出来的吗？是的，因为不做生意的农民建的房子一般是泥巴墙、芦苇布顶，过20年就要重新盖一次。我们所谓的乡村遗产建筑是由过去乡村的乡绅或者是乡村的那些读书或者出去做官和做生意回来的人创造的。

总的来说，中国旅游人次和入境游的高速增长，为传统文化的挖掘提供大量需求。一方面乡村是中国文明向外国传播的最好窗口，另一方面中国人本身对乡村遗产、田园社会的需要非常强烈。所以未来的乡村应具备两大功能，第一生产粮食，第二生产精神。这样年轻人就可以重新回到乡村或者乡村的农民就地城镇化，把中华文化一代代传下去。可以说商业不仅创造了过去的遗产，而且可以拯救今天的遗产。

三、今天的遗产活化应为未来留下遗产

遗产不排斥多种用途

我们要创造未来的遗产，不能天天用老祖宗的遗产来赚钱。要通过今天的建设，缔造未来的遗产。活化是一种积极的保护理念，最本质的保护就是要保持经济使用功能。活化的目标就是让文化遗产被看到，被读懂，其次是可参与，要能碰，然后要周边化，延伸文创产品。所以遗产活化要多学科参与、游客参与、社区参与、资本参与。

遗产活化目前中国做得不好，国际上许多遗产不排斥多种用途。比如土耳其的棉花堡是世界文化遗产，古罗马人在那洗澡、泡温泉，现在游客还在那里泡着。杨贵妃和李隆基当时泡温泉的华清池现在只能干巴巴放在那里。西澳大利亚州唯一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弗里曼特尔（Fremantle）女子监狱，被改造成为青年旅馆，游客可住在布满铁丝网的“牢房”里。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卑尔根木屋古街布里根（Bryggen）基本上都在商业经营，一点也不会影响文物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

遗产活化中的原真性理论

理想化的遗产活化有三种理论，分别是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恋地主义原真性。

第一点客观主义原真性，即考古遗址与原样重建，重点在于客观主义原真性的呈现，在历史信息保存较完整的条件下，重建要求原址、原材料、原工艺、原功能，如台风后重建的浙江泰顺廊桥——文兴桥，将完全按照原貌重建的巴黎圣母院。

第二点建构主义原真性，即价值观表达与风貌再建，重建旧构，再现物质景观，基本轮廓和主题风格可考，不必原材料原工艺，允许、鼓励新功能植入，如洛阳隋唐古城定鼎门保护罩。

第三点恋地主义原真性，即忠于原址与新构创建，重点在于原址呈现历史空间信息，历史地段符号化、舞台化，提供现代功能，居民与游客参与，建筑风格，应用科技和创新的材料工艺。

原址地方感

为什么必须原址重建？因为文物的原址地方感有早期场景价值。原址中包涵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与场所精神，比建筑本身更需呈现。原址所携带的场所基因和精神价值，要远远大于文物建筑本身的价值。同时我们在场景的进化与历史场景呈现中，重建、再建、创建，难以做到修旧如旧。例如，厚重体态的六和塔必须直面汹涌钱江潮，响应钱塘江口杭州湾大潮的风水意义；唐宋元明多次原址重建的黄鹤楼必定矗立于江面狭窄的龟蛇二山之间，因为地处长江岸边龟蛇二山之间最狭窄江段，流速湍急，航行的人看到黄鹤楼在，心里就更踏实。武汉的黄鹤楼其实历史上多次重建，唐宋元清，规制、规模各不相同。

建立新的遗产观

今天的活化利用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产权、资本、品质。一是重视物权，保护产权，提高精品建设积极性；二是提高投入，没有资本参与不可能有精品留史；三是慢工出细活，不要赶工快速建设。

我们要建立新的遗产观：与历史对话，为未来留史。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今天的旅游开发，要利用传统文化，不要老想着利用，要先设计好，然后找到好的资本，来做一个真正的流传后世的遗产。

编辑整理 | 大地风景文旅集团

素材来源 | 本文摘录自吴必虎教授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东区第214期经管论坛上的演讲

声明 ：我们致力保护作者版权，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无法核实出处，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第一时间做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