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区地方书写与世界峡区旅游目的地塑造

谢谢主持人。非常荣幸今天能以双重身份与各位交流。首先，作为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的会长，我谨代表会议主办方之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其次，我也很荣幸作为本次大会的主旨演讲人，分享一些我对宜昌旅游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近几年，我参与了宜昌城市旅游规划的相关研究工作，对这座城市积累了较深的理解。同时，我也实地考察过不少国内外著名的峡谷与峡湾景区，比如新西兰南岛、挪威峡湾和科罗拉多大峡谷。不过东非大裂谷我还未曾到访，非常希望藉此次大会建立联系，未来能有机会前去学习。

我的发言内容，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已经了解到，近期我主要致力于公益事业，也因此对地方文化书写有了更多的关注与思考。三峡，在人类的历史与地理版图中，是少数几个令人过目不忘、并极易引发深刻共鸣的区域。它既象征着壮美与兴奋，也伴随着危险、挑战、痛苦乃至死亡。在过去的岁月中，穿越三峡往往意味着生死未卜的旅程，每一次航行都是一次对生命极限的考验。

从陆游的《入蜀记》等大量诗词歌赋中，我们可以从“地方书写”的视角，窥见峡区旅游另一个深层的文化侧面。众所周知，无论是大峡谷、峡谷还是峡湾，它们在地貌形态上具有某些共性。尽管峡湾主要由冰川切割形成，而峡谷和大峡谷则多由流水侵蚀造就，但对游客而言，不论其地质成因如何，直观所见的往往是陡立的峭壁、险峻的山势，以及多数情况下贯穿其中的水体。即使如美国的某些干峡谷，也并非完全没有水，而是属于季节性河流，只是大部分时间水流隐匿不见。因此，由流水侵蚀主导形成的这类目的地，在景观体验上具备共同的吸引力。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我们提出了“峡谷旅游”这一概念，也可称为GCF Tourism（Grand Canyon-Fjord Tourism）。

通过此次宜昌与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推动“GCF Tourism”这一概念逐渐走入全球大学旅游系的教材之中。许多旅游领域的专业术语都是在近二十年间新出现的。有些概念之所以需要被创造出来，正是因为我们过去并未将它们系统地整合在一起进行阐述。

基于此次大会以及前期联盟构建的初步成果——尽管在国际组织注册程序上，包括中国及部分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等地，流程仍较为复杂，因此我们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峡区旅游联盟”——但我们始终鼓励宜昌坚定地在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持续推动相关工作。这对提升宜昌的国际品牌形象，将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巨大垂直空间中展开的探索，本身便是一种壮阔而深刻的旅程。将这类人类共同感知的体验，转化为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目的地和服务，形成一个新的类型，我认为这不仅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接下来，如果宜昌不积极把握这一机遇，我相信重庆会率先行动。在中国，一件事若有一个地方迟疑，其竞争对手往往就会迅速推进。因此，如果我们不积极推动“峡区旅游”这一概念，Karl教授回到欧洲后，也很可能率先将其落地。这事实上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话题。我们应当共同携手，将峡湾、峡谷、大峡谷这三种地貌形态整合起来，搭建一个国际性的交流平台。在相互协作、共同保护的前提下推进旅游业发展，这也正是我们本次会议主题的核心意义所在。

正因为这一概念是由我本人提出的，其背后依托的是对全球大量景区的实地考察，同时也与我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我的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也就是说，我所受的学术训练始终围绕着“地球为何呈现当前形态”“峡谷又是如何形成”这类问题展开。当然，在中国，诸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武汉）的许多学者——比如李江敏老师等——在这一领域显然更为专业。相较之下，我们从事经济与地理研究的，在这些更深层次的地质机制上仍存在认知局限。

总体而言，峡区是一个极具意味的话题。我们可以思考：为何古代诗人行至某些地方便情不自禁欲赋诗篇，而在另一些地方却无从下笔？大抵是因为，人往往在极度兴奋或极度痛苦这两种状态下最易产生诗情。而峡区，正是能够强烈触发这类情感体验的典型环境。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做过情感地理学研究，他研究的结论是，在唐代，最易激发诗人创作热情的地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长安。在这里，如李白这般才华横溢却难以进入政治体系的文人，若得高官或名士荐举，尚有机会施展抱负。然而现实往往是无人愿意为他书写那封推荐信。后来，正因他的诗名极高，终得皇帝赏识召入宫廷——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跃迁，使长安成为一个极易令人产生兴奋与希望的地方。

另一个极易引发诗情的地方是潇湘地区，但那里激发的更多是一种“悲伤”的情感。因为在中原士人眼中，被派遣至两湖、两广乃至湘桂交界之处，往往意味着贬谪流放。正如苏轼，先被贬至湖北，又辗转至广东，已然艰苦，最终再贬至海南儋州，可谓历尽磨难。他之所以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仅依靠豁达的胸襟，也与其卓越的身体适应能力密切相关。中原人南下，常因难以适应南方“瘴气”——亦即在地微生物环境与病原体——而丧生，他们的免疫系统往往无法有效应对陌生的菌群与病毒。

而苏轼的伟大，不仅体现在文学与精神层面，也表现在他异常强大的生理适应力。他一次次在贬谪中存活，恰恰反映出他身体素质极佳、生命力顽强。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极端困境中依然创作出无数动人的诗篇。

三峡在古代恰如潇湘一类地域，是文人被发配或者是行旅中必须冒险穿越的壮绝之地，因而格外容易激发诗情。这也正是为何以三峡为题材的诗歌如此丰富，几乎不可计数。若追溯其源，从屈原便已开始——尽管我相信，在屈原之前或许已有更多诗人书写三峡，只是名声未显，作品未能传世。

自《楚辞》《九歌》《高唐赋》，再到李白、三苏——苏轼、苏辙、苏洵等，无数文豪在此留下瑰丽篇章。若论世界上究竟哪一个峡谷最为出众，从规模与体量上看，我们或许不及科罗拉多。但我们可以满怀自信地说：科罗拉多绝没有如此浩瀚的诗歌传统。即便有诗，也多是近两百年之作；而我们，早在两千年前就已歌咏不休，并且这些诗章，至今仍在传诵。

我个人并不倾向于强调“两坝一峡”的提法。尽管两大坝工程确实代表了人类工程的伟大成就，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也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干扰与改变。在做宜昌相关规划时，我特别主张应突出“一峡两坝”，并以“峡”为核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高峡出平湖”，平湖的出现固然壮阔，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峡谷原本险峻动人的自然形态——景观趋于平缓，也就失去了许多原始的感染力。

因此，如今我们所看到的三峡，与在大坝合拢之前的面貌已有显著不同。有时候我不禁想象，若是李白、杜甫重游今日三峡，是否还能写出那般动人的诗篇？我们之所以仍深深怀念从前的三峡，实则是对农耕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直接对话的一种眷恋，那一份直面天地、敬畏山河的情感，在今日已显得尤为珍贵。

回归到三峡地区的地方文化书写，我曾向湖北省方面，无论是宜昌还是武汉，提出建议：希望地方政府能提供一处场所，最好位于市中心并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用于建立一座以长江为主题的文献收藏馆，可命名为“长江游历图书馆”。事实上，武夷山已经采取了类似举措——我们此前就在那里成功建立了“万里茶道”文献收藏与展示体系。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长江文化的整合与传承。

我相信在长江边上，未来在武汉或者在宜昌、重庆、芜湖一定会出现地方政府愿意拿房子，当地老百姓愿意捐赠，共同将全世界关于长江的文献汇聚一处，建立起一座真正意义上的“长江游历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性文化实践，不仅将极大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与品牌竞争力，更与国家当前推动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念深度契合。事实上，沿江诸多城市都在积极参与这一文化战略，但唯有真正建成此类文献高地的那座城市，才能称为长江文明的精神核心与信仰中心。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书籍与知识，更是人对自然的敬畏、对历史的认知，以及一种深厚而永恒的文化价值。这座图书馆，将成为测量我们与自然、与传统之间距离的精神标尺。

尤其当我们谈论长江，特别是三峡这一段的文化表达，其书写传统可追溯至郦道元《水经注》，并延续于《川船记》《平滩纪略》《蜀江指掌》等诸多典籍。这类地方书写不仅体现于诗词游记，更融入了可吟可唱的声音记忆。比如“川江号子”，那是一种一旦入耳便令人血液奔涌的声响。在从前，拉纤的船工往往赤身裸体。因纤道忽而盘山、忽而涉水，加上长江流域夏季闷热潮湿，穿衣而行反而滞重难受。于是他们索性褪去衣衫，以赤裸的身体与自然相融。当我们目睹裸身的纤夫躬身拉拽沉重船只逆流前行，那已不仅是劳动的场面，更是人类与自然最原始、最直接的对话——人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毫无隔阂。不必以礼教之见苛责衣着与否，正是在这样的真实环境下，他们所创造的号子，才迸发出我认为人间最本真、最震撼的音乐。

然而，如今的纤道与船工号子，已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逐渐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但我们仍希望通过旅行记录与旅游体验的方式，将这份记忆重新唤醒。近期，我正与宜昌负责文旅的同志积极沟通，提议逐步恢复部分纤道遗迹，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线路。让来到宜昌的中外游客——无论是来自意大利、东非，还是奥地利的朋友——都可以换上短裤，亲身尝试拉纤而行。试过一次，必将终身难忘；这样的体验，本身就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化感染力。

因此，这种基于长江的书写、体验与沿途记录，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世界。历史上，不少外国友人也曾在此留下珍贵的观察与笔墨，比如Little夫妇就曾多次撰文记述，还有众多传教士、外交人员的文献。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驻宜昌总领事馆旧址的建筑最近也在修缮与展示之中，它正是这一段跨文化记忆的实物见证。

像陆游所著的《入蜀记》，记录了他从长江三角洲一路行至四川成都的全程经历，内容极为详实。再如范成大的《吴船录》，也以其细腻的笔触著称——范成大是苏州人，他的行记同样系统而丰富。

我注意到，不少来自美国、欧洲的博士和汉学家，都对陆游与范成大的这两部作品抱有深厚的学术兴趣，并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多篇博士论文。甚至马来西亚也有博士生专门研究他们的游记。这些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史范畴，还广泛涉及交通史、旅游史、地方文化以及其中的社会交往网络，体现出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价值。

哈佛大学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数据库，隶属于其数字人文中心。北京大学与该项目已开展多年合作，每年都会派遣博士生参与研究。其中，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系统梳理了明代文人文集中所涉及的地方书写，并构建了相应的文本体系，游历记录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这方面积累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极为丰富。然而，即便是不少高校教师，甚至沿江地区的文旅负责人，都未必充分了解这一宝贵的学术资源，普通游客更是难以接触。如今，大家往往更青睐现代性的体验内容，但这类项目其实许多国家都可以打造。而我们真正独特、无可替代的，恰恰是这些深厚的历史文本与文化层积——它们才是构成长江文明独特魅力的核心所在。

确实，古代的文化积淀一旦消逝便难以重现，这也正是我们极力呼吁重视和挖掘如明代《蜀游草》这类文献的原因。请允许我稍作补充：王士性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两位旅游地理学家之一——首位广为人知的是徐霞客，第二位则当属王士性。值得一提的是，王士性不仅是一位文人，还考取了进士、步入仕途。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他得以借助公务差旅之便广泛游历各地，因而积累了丰富的见闻与记述，撰写了多部极具价值的地理游志著作。

清代王士祯亦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其所著的《蜀道驿程记》细致记录了当时的交通路线、驿站制度及接待业状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陶澍所撰《蜀輶日记》同样内容详实，为后世研究地方历史与旅行文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可以说，在晚清以前，关于长江流域的系统性书写几乎全部出自中国学者之手。元代及明代时，虽有如马可·波罗这样的西方旅行家，但其行迹并未深入长江三峡地区。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的记录逐渐增多，例如一些英语著作中就对湖北境内的水道情况进行了相当详细的测绘与记述。

地方游历记录往往呈现出一种鲜明的视角差异：对本地人而言，三峡的奇峻山水可能早已司空见惯，甚至因其带来的生计困难——如耕地匮乏、交通阻隔、柑橘难以外运——而被视为一种痛苦的根源。尽管物产丰富，却因地理条件所限难以发展，当地人甚至对此地形抱有怨念。

然而在外来者眼中，尤其是首次见到三峡的旅行者，这样的地貌却极易引发震撼与好奇。因此，“地方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旅行者完成的。正因为本地人容易陷入审美疲劳，对周遭环境习以为常，而外来者——尤其是外国旅行者——却常怀探求之心，以新鲜的目光捕捉一切差异与细节。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明代大运河：尽管沿途文人众多，却几乎无人系统书写运河的日常景象。反而是一位名叫崔溥的韩国人，因遭遇台风漂流至宁波、台州一带，后被当地官员护送进京。他沿途将大运河的所见所闻逐一记录，只因为一切于他皆为初次，一切都值得铭记。

英国军人布莱基斯顿在其著作《江行五月》中，记录了长江流域的地理与人文风貌；日本外交官竹添进一郎则通过《栈云峡雨日记》，写下了30余首与三峡有关的汉诗，其游历记录成为日本国内流传最广的汉文体中国游记。此外，如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英国旅行家伯德以及美国旅行家盖洛等众多外国旅行家、学者和探险家，也纷纷从各自的视角对中国——尤其是长江地区——进行了大量详实的观察与书写。他们的著作，不仅丰富了“地方书写”的跨国文本谱系，也为中国自然与文化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外部视角与跨文化印证。

在目的地建设方面，我不打算过多展开。我们此次重点提出了一项新概念，并建议宜昌以逐年推进的方式，持续举办“峡区论坛”、推动“峡区旅游联盟”的成立与发展。经过前期初步沟通，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愿景：希望罗局长、崔市长，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能够共同支持，将“峡区旅游”这一概念提升为国际性的品牌组织，并以宜昌为总部基地，系统推进其建设与推广。

另一方面，我们也具备非常优越的基础条件，包括丰富的文化资源、现有的峡区体验产品、多处可塑造的场景空间，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赋能。至于“长江游历图书馆”的选址，我认为宜昌具备良好的落地条件，武汉也是一个可选之地。沿江城市之间存在竞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应主动推进、把握先机。

最后，我想简要谈一个与近期观察相关的话题。各位可能注意到，我有一个名为“虎说八道”的微信公众号，主要围绕各类政策议题展开探讨。最近我发布的两篇文章，分别关注了两个现实问题：其一，当前地图审查过于严格，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出版——许多出版社和期刊因审核风险，甚至要求作者在论文中删除地图内容；其二，关于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人口出现下降、耕地压力减缓的背景下，以往高速城市化阶段对农田的占用压力已基本结束。相反，眼下更突出的现象是大量农田被闲置，农民返乡耕作的意愿普遍较低。这些现实问题，也正是我从政策层面提出建议的出发点。

近年来，长江大保护成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政策，其中全面禁渔——即十年内禁止在长江流域进行捕捞——是一项关键举措。然而，政策执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生态问题。例如，近期有生态学者在宜昌江段观察到，某些顶级捕食性鱼类（俗称“吃鱼的鱼”）的数量急剧增加。在以往，人类捕捞活动客观上控制了这类鱼群的规模，维持了某种生态平衡；而如今，由于全面禁渔，这些物种缺乏人为干预和天敌制约，种群快速扩张，反而对其他鱼类乃至整体水域生态造成压力。

同样，某些水域的植被系统也出现变化。以草海为例，禁渔后由于缺少对食草鱼类的捕捞调控，其种群数量增长过多，导致水草被过度消耗，反而破坏了局部栖息地的完整性。

因此，我在相关文章中呼吁，禁渔政策应避免“一刀切”，有必要基于不同江段的生态状况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的管理策略。我们不应只听某一学科专家的意见。科学家往往强调自身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政策制定却需综合多方视角。正如搞旅游不能只听取旅游学者的观点，环境保护也不能仅依赖生态专家。若地方政府仅侧重环保方面的建议，而忽略渔业、社会经济乃至文化传统的多元声音，政策执行就可能偏离实际，甚至引发新的生态或社会问题。长江生态治理，必须站在系统思维的高度，寻求科学、平衡与可持续的路径。

因此，在推进长江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科学、全面地理解“不搞大开发”的战略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搞大开发”并非意味着完全不开发，而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此前，宜昌地区取消了所有码头的做法，在我看来并未准确把握这一原则——保留部分码头实际上是必要的，因为沿岸许多民众的生计依赖于码头经济，一刀切地关停反而可能影响百姓生活与社会稳定。

同样，在长江流域适度开展旅游与体验活动也具备合理性。例如，允许小型渔船在江面运营，吸引国内外游客来三峡地区游览，并采用传统人工捕鱼方式（如使用渔网），且只捕捞符合规格的大鱼、及时放流幼鱼，这样做并非以渔业生产为目的，而是侧重于休闲体验与生态教育。我认为，这类活动本质上并不违背长江大保护的宗旨。关键在于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机制，严禁电鱼等破坏性手段，强化对捕捞规模、方式与物种的监管，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良性互动。

总而言之，长江大保护应是一项系统性、精细化的工作，应在严格落实生态红线的前提下，探索人与自然平衡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宜昌作为三峡门户，更应科学理解、积极实践“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深层要求。

在当前推动三峡峡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仅依靠游船观光显然是不够的。宜昌拥有众多极具潜力的峡谷资源，我建议可积极探索开发悬崖酒店等创新型业态。近年来，张家界等地已出现一些极具创新性的体验项目，例如依托钢索结构悬挑于空中的住宿平台，在充分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游客提供一夜“悬浮于天地之间”的独特体验，甚至还可通过专业走钢丝等方式进行送餐服务。这类极具探险性与话题性的产品，尽管定价较高，但仍存在相应的市场需求。

然而在目前政策环境下，宜昌如计划推动悬崖酒店、水上旅游、有限制的生态捕鱼体验及低空游览等项目，仍面临一定难度。因此，我建议通过科学家群体、专业论坛等多方平台，整合环保、生态、旅游、工程、建筑等多领域专家力量，共同开展针对长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并行路径的系统研究。“保护”与“发展”并非对立，而是应当协同推进的两大目标。我们坚决反对“一刀切”的简单管理模式，倡导在科学评估和严格监管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长江生态保护与水上旅游、低碳体验等和谐共生的创新机制。

在宜昌推动峡区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拥有众多可深入挖掘的方向：不仅可以建设悬崖酒店、悬崖咖啡馆和悬崖观景台，打造一系列极具吸引力的高空体验场景，还可构建沿江风景道、开发低空飞行项目，并恢复古老纤道，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拉纤这一传统人文活动。例如，可设计“拉纤挑战计划”，参与者完成数公里拉纤体验后可获得认证证书，累计一定里程更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或免费停留多日的优惠，从而增强游客参与感和停留意愿。

我们坚信，宜昌完全有能力打造成为世界级峡区旅游目的地。通过构建国际交流平台、携手相关国际组织，并持续创新峡区体验产品，能够将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尤其是深厚的“地方书写”传统——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共鸣的旅游内容。

作为中国旅游协会地学旅游分会，我们愿与宜昌及全国各类峡区旅游目的地共同携手，整合多方力量，推动峡区旅游朝着科学化、国际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共同将中国的峡区旅游事业提升到新的高度。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