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何处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与机遇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时代，用占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自建国以来，我国就踏上工业复兴经济的城镇化道路，1950-1980年的30年中间，我国的城镇化率由11.2%上升到19.4%，年均提高0.27个百分点，远远低于世界同期水平。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西方工业革命的思潮极大的影响了我国现代化道路战略的调整，我国进入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时期，1981-2011年三十年之间，城镇化率由20.3%提升到51.3%，年均提高1.03个百分点，大约是前三十年城镇化率的4倍，已经十分接近世界平均52.1%的水平。我国仅用了30多年就走完了许多国家需要60年才能完成的城镇化历程。

        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进程无一例外的证明了城镇化是实现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城镇化的本质则是城乡二元结构合二归一的过程，处于低级发展形态的乡村必然会被处于高级发展形态的城镇所取代。与高速增长的城镇化率相对应的是快速消亡的自然村落。国家统计显示，2000年时我国有360万个自然村，2010年自然村的数量减少为270万个，10年内共有90万个村庄消失，平均每一天都有近250个自然村落在消失。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的最高形态就是保留20%或者更低比率的农村人口，以现代化的精准农业来供给80%及以上的城市人口。乡村的消亡似乎成为我国现代化的一种必然的取舍。不断消亡的村庄最终会使得乡村文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然而与西方国家不同，城市是以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形态的西方工业文明的主要载体；我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却是农耕经济在，乡村的一山一水、一屋一舍、一方水土一方人都拥有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符号的烙印。乡村文明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无可取代的价值意义。

        我国社会存在重发展、轻保护，重经济、轻资源，重城市、轻农村的主流发展思潮。长期以来我国所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加剧了城乡建设的不均衡性。城市比乡村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本和发展机遇，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建设都具有更高级和完善的形态。一方面是充满机遇、环境优美、待遇优厚的城市；另一方面是贫穷、落后、封闭日益衰败的农村，强烈的对比驱使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人到城市务工以谋求更为富裕的“高质量”生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开始逐年增加，到2012年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已达2.53亿人。村庄“空心化”程度日益加深，“留守老人+留守儿童”成为我国大多农村地区的典型家庭结构。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务工造成“农二代”严重的成长危机，父母监管的缺失和乡村落后的教育资源造成留守儿童在最关键的成长期不仅缺乏正确的人生观的引导也难以接受完整的教育，成年之后只能效仿父母走向“务工”的老路，难以实现人生价值的自我超越。乡村青壮年从“务农”到“务工”的转变，极大的改变着中国乡村的自然和文化风貌。青年参与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经济和环境建设无法向前推进，与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乡村只能走向更加衰落和破败的境地；此外，随着乡村青壮年参与城市经济建设活动时间的增长，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氛围的影响，社会心理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逐渐淡忘了乡村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许多方言、服饰、节庆、庙会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下渐行渐远，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后继无人，出现严重断层。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是在农村范围内广泛进行的“拆村建区”或“拆村进城”的土地改革。大量的农民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和居住形态，成为“被上楼”的特殊群体。城市和农村是两类不同的社会类型，城市是陌生人社会，乡村则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居住方式的改变并不能从根本上带来身份的转换。与乡村相比，城市拥有更大的生活半径、更加陌生的人际关系、更前卫的生活形态和市场潮流。伴随着乡村的解体，原有的人际相处模式和情感维系方式不再适用，淡漠的人情交往、相对较高的生活成本及与城市居民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差异，给“被上楼”的“村一代”造成强烈的心理挫败感，相对孤立和尴尬的地位让这类群体既无法融入市民的生活圈子，也无法回到乡村找寻熟悉的生活记忆。

        我国目前还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仍然以高耗能、高污染、高代价的工业生产方式为主。长时间以来的城乡二元隔离发展，使得大部分资本和资源更多的向城市聚集，乡村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乡村比城市承担了更多的由城市工业转移所导致的种种环境污染，并且缺乏有效的治理和防控措施。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种传统的中国乡村诗意民居，在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洪流中似乎成为一种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依稀旧梦，取而代之的是污水横流、垃圾遍布、满目疮痍的“新”农村。由化学式农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水土资源污染已经十分严重，全国第一次污染资源普查统计，农业污染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一半，中国的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分别达4700万吨和130万多万吨，利用率仅保持在35%左右，流失的化肥和农药造成的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受污染的更低约有1.5亿亩。矿石、煤炭等资源的私挖乱采，造成地下水位下降，江河断流；化工厂、印刷厂、造纸厂等企业废水、污染物乱排放，严重威胁乡村居民的生命安全，中国乡村再也难现小桥流水人家的悠然氛围。

        虽然早期的粗放式的城镇化给我国乡村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从国内外城市演进历程来看，城镇化战略仍然是振兴经济、引领“农民”转变成为“市民”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党十八大提出城镇化的最终目标在于“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绿色低碳、文明和谐、城乡一体、生态宜居的发展道路”。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的以“物”为第一发展要义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是注重文化传承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城镇化，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位一体，城乡统筹的发展。

        党十八大提出，要坚持“四化”的同步发展战略，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就是 “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乡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是驱动农民进城务工的重要原因，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解决城乡差异的重要路径。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方式，同时也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认为农业属于低科技、低产出的观念，为乡村建设提供产业和经济基础。

        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2012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新型城镇化的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文明发展观的引入强化了乡村自然环境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为乡村建设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让城市融入自然，让居民望的见山，看的见水，记得住乡愁”成为一种得到社会广泛认同的，理想的城镇化状态。

         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之一就是要注重文化传承和历史文化保护。千城一面、文化断层的城镇化带来的民族识别危机已经十分严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在城镇建设中，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中，注重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