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语境下传统村落的价值发现

        旅游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很是热络的词汇，自然风观光游、人文景观游、境外旅游、探险旅游、商务旅游、工业旅游，还有乡村旅游，在宏村、西递、同里、周庄、乌镇、皇城等经典传统村落景区人满为患，火热异常的时候，我国的许多地方颇具历史、民族、地域和建筑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数量正以“平均约3天1个”的速度在快速消亡。

        旅游的光辉使一些古老的村落声誉鹊起，而另外一些因为种种原因不被重视的传统村落却陷入快速消失的境地。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大量传统村落被空置，甚至遭遗弃，新农村建筑造成大量空心村，而交通、信息网络改善、人口流动增加等正加剧外部文化渗透农村的速度，延续几千年、数百年的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民俗、艺术、技艺面临彻底消失的危险。其实，早在两年前著名作家、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就撰写了题为《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的文章，针对传统村落这一特殊种类的文化遗产展开深入思考。

        在众多关于古村落价值的认定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将其比喻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形象生动而又寓意深刻。按照这种思路,古村落的价值起码有这样几个特点:据有明显的文物的属性,却与博物馆里的展品大相径庭,可以直接供人使用,平易得近乎于日常生活场所；不管是建筑还是环境上都拥有浓厚的艺术气息,却与艺术馆里的作品截然不同,是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构成部分,完全可以和普通建材混而为一；景致十分丰富,但与经典意义上的园林比较,却有着明确的居住功能,不是园林胜似园林。在一定程度上说,经过年深日久的积淀,古村落的文化价值具有得天独厚的丰富性,特别是那些浓缩其中的营造经验,足以给当下的城镇化建设提供参照。历史参照根据国际惯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我们可以将“凡是清朝以前建造起来,主要依靠自给自足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以血缘关系为家族纽带的聚落组织视为古村落”。我国的传统文化主要形成于农耕时期,以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式记录着中华民族在与自然往来中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

        保护古村落的意义首先在于能够留下传统文化的样本。古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与分割的文化遗迹不同，往往有整套的建筑风格、生活配套以及文化习俗。虽然不一定能完全保存过去的生态，但能让人们对传统的想象不只是停留在纸上和电脑里，而是有实在的物理的对照。其次，保护古村落对重新发现传统文化价值大有裨益。人们到古村落不仅仅只是怀念乡愁或者猎奇，更重要的是能够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重新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祖先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乃至人生信条在古村落里往往都留有痕迹。任何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都不能回避他们的传统，直面传统、审视传统并与传统对接，在当下中国颇为必要。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文化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但提起文化保护，人们容易想到城市的文化保护，却往往会忽略乡村的文化保护。无论哪个城市，一旦拆了处名人故居或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不要说这个城市本身，其他地方的舆论也会群起而诛之。比如前段时间北京闹得沸沸扬扬“梁林故居”的“维修性拆除”和重庆蒋介石行营的“保护性拆除”，至今余波未了。原因在于，一方面，处于城市中的文化遗产往往与具体的文化历史有关，提起名人故居、陵墓，人们能够立即意识到其文化保护价值，但古村落往往相对抽象一些，其文化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作为历史和文化的活化石意义上，人们容易忽略保护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城市文化的保护力量与毁灭力量的冲突往往较为明显，容易引起关注，古村落可能存在于偏僻乡间，乡间同样有觊觎古村落的毁灭力量，最近两年受经济形势低迷的影响，部分社会资金开始涌入地处偏僻的古村落，以古村落历史文化为代表的乡村旅游呈现活跃的态势，这中间有有益的保护，也有毁灭性的改造利用，面目全非，似是而非，居民迁出，看似繁荣却彻底斩断了历史文化存在的基础，这样的保护和开发值得反思和警醒。

        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推土机将大量的富含历史文化信息的建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拆迁“蓝图”在把一座座城市塑造成一副面孔之后，古村落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等到到处都是“玻璃之城”、“钢铁之城”、“水泥之城”，人们似乎也在不自觉中丢掉了精神故园。古村落是中国人的文化故乡，客家人的古村落培育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传统，海外的潮汕侨胞常回潮汕古村落拜祭祖先，而广府人对他们古村落中的祠堂总是念念不忘。放到全国来说，各地的古村落同样是各地人的文化故乡。现代化进程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沦丧，我们并不苛求时代的发展下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完好的古村落，但至少从现在开始，古村落的保护就不应当只是一部分专家学者的呼吁，而应成为社会的集体意识，集体共识。

        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农耕文明史，而传统村落是承载着乡土中国最久远记忆的根脉和灵魂。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传统村落消失现象日益加剧。山西省的古村落众多，但保护开发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的遗憾，价值被发现却也在受到严重的糟践。

        山西晋城泽州县半坡古村落，上世纪90年代被授予“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称号，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2013年1月29日被核销。因为这个村子的居民都迁居山下，古村荒置逐步塌毁，有些已被重新开垦为耕地。山西众多传统村落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近日在山西与内蒙交界处调研古建，就发现就算挂了文保单位的牌子，村民仍然自行改造，那些绝大部分没有挂牌村落的状况就更为不容乐观了，破败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平顺县岳家寨村独特的石头房被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后，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往。近几年，年轻人外出打工，老年人出去陪读，岳家寨村79口人中只有一半还常住在村里。除了人口由村到城的自然流失，还有一些传统村落为了便于旅游开发，在出让村庄经营权的同时，选择让村民整体搬迁，原有村落只剩下一堆冷冰冰的“死”建筑。

        更难保留的还要数传统村落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省沁水县西文兴村的“柳氏清明祭祖”是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柳栓柱说，柳氏清明祭祖有一整套程序和严格规定，2004年大祭的时候，全国一千多名柳姓外地人前往祭拜。但现在清明祭祖仪式越来越简化，只是部分村民自发去扫墓。在该村进行旅游开发的企业，想把祭祖搞成文化节，并且考虑到经济效益会将其改在景色适宜的国庆节期间举行，文化的原真性将大打折扣。

        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常嗣新表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空心化”已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最大威胁。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传统村落最终将会因为无人居住而败落，直至自然消亡。同时，保护传统村落应该注重村落空间、价值的完整性，避免传统建筑自然衰败、新旧建筑混建等。中国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扎根于有关社区的传统和文化史中。如果传统村落保护不好，这笔国家文化财富中的许多项目便要重返绝境，而且是灭绝性的，“连根拔”的灾难性毁灭。

        不仅是山西，在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河北等地，绝大部分传统村落都面临传承之困。福建有名的古民居红砖厝，是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体现了当地历史、文化、经济、对外交往等发展印迹，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现在绝大部分拆毁或破败了，只有极个别的村落或古民居被保护了下来。传统村落的破坏与消失，毁掉的不仅是古民居、古建筑，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历史信息和民俗文化。对此，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表示：“大批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文化遗产，一夜之间，却成为永远的文化遗憾！”胡彬彬表示，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多样、文化成分多元，“从某种意义上说，毁掉传统村落，就是毁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严峻的古村落保护形势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3年10月中旬，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公布第二批传统村落国家保护名录，自2012年以来三部门共命名了两批1561个中国传统村落，并建立了国家保护名录。随后国家文物局就在全国范围内选取河北鸡鸣驿村、浙江新叶村、安徽呈坎村、贵州地扪村、陕西党家村、山西湘峪村等6处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开展保护利用综合试点工作。

        为什么如此密集地关注传统村落？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指出，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9%，目前具有较高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不到5000个。2014年11月25日，国家住建部等7部局联合公布了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全国994个村落入选，这样加上前两批全国共有2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本次评选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7部局联合启动，按照入选条件，入选的村落多数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历史沿革，即建筑环境，建筑风貌、村落选址未有大的变动，具有独特的民俗民风，历经多年至今仍为人们服务的村落。这些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入选中国传统村落，从今年起将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国务院提出，将从2014年到2018年，按平均每村300万元的标准提供114亿万元补助资金，支持传统村落保护。

        据悉，入选名录的村落如果要进行保护开发，必须编制保护规划。同时相关规划要经过国家部级机构的审查。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控制过度开发，包括控制商业开发的面积和规模，禁止将生活街区改成商业街，不允许搬迁全部村民，将传统村落建成“博物馆”等开发行为。只有保护规划通过了审批，中央财政才给予支持。

        培养社会保护古村落的集体意识，古村落的保护不仅是坐而论道，更涉及到如何与当地民众现实生活对接，如何与当地经济发展协调，如何动员政府、企业和民间共同投入管理保护等具体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不解决，古村落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古村落保护是一个系统问题，需要各地进行长远规划的眼光和持之以恒的耐心寻找一个适合国情的古发展策略，建立有效的保护机制，唤回古村落的生命力，重新发现它的传统文化价值。

        我国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优势在于,具有资源丰富性、文化多元性等得天独厚的旅游观赏价值。劣势在于,大多交通不便,开发难度大；资金不足,投资少；宣传不足,认知面窄；发展滞后,机制不活等原因。传统村落的传承和保护中也存在诸多难题。比如，“钱从哪里来”是一个瓶颈问题，但当各类资金涌入古村，满目尽是商铺，满耳尽是市声，安详静谧的村庄从此消逝。一旦拿捏不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陷入过度商业化，就会造成开发性破坏、旅游性破坏。“人往何处去”是一个现实难题。在一些古村落，贫穷落后留不住村民，商业开发也容不下村民，有的地方甚至迁走原住民，搞起了“博物馆式”开发。一旦只见物不见人，古村落就失去了“烟火气”的滋养，同样会没了神、丢了魂，走向衰败。

        也有文化学者感叹，保护古村落甚至比保护故宫还难。不仅因为古村落的保护涉及建筑、文化、经济、社会、观念等方方面面，也不仅因为人力、智力、财力资源匮乏，更因为这是活态的保护。正如著名的《马丘比丘宣言》所强调的，古村文化保护是为了使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和谐适应的建设过程，而不仅是修缮物质载体的过程。      

案例

浮山县东陈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

总体发展定位：
        以晋南传统民居群落和官贾乡绅文化为特色的历史文化与特色文化示范村
        东陈村，地处太岳山南麓、临汾盆地东缘，古时即为出入浮山县境的主要官道，素有“东南重镇”之称。本规划在系统研究东陈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产业现状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四化合一”的规划理念和“微创整治”的发展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落实了对古民居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案，为村落的特色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四化合一，全面落实山西省美丽乡村建设要求
        本规划集“村庄规划、产业规划、古建修缮规划、实施计划”于一体，以山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为契机，以宜居和宜业为乡村发展的两大根本目标，着重在文化保护、生态修复、村貌提升、设施完善、产业更新等五大方面进行了规划和布局，从根本上解决了村庄的“面子“和”里子“问题，全面推动了东陈村的复兴与发展。

 总平面图                                                   村庄功能区划图

南街路西侧改造示意图

村庄入口节点效果图                                   中心文化广场效果图

        东陈村历史悠久，遗留了众多具有开发价值的晋南传统民居聚落资源。规划细致梳理了村落文化脉络，并提出了保护和修复古民居的指导方案，并运用遗产活化理念，赋予传统居住与文化空间以新的功能与新的价值，激发东陈古村落遗产活力，并希望以此来释放东陈村的品牌价值。

天池节点效果图                                  休憩亭廊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