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发布时间：2016-04-19
点击次数：626在五道口金融学院门口不远处，会经常看到各种乞丐来了又走了，这些乞丐有的很年轻，有的很苍老，有的在牌子上说明了自己乞讨的理由，有的则一语不发趴在那里。
你也许会问，这样的情节跟产能过剩有啥关系？ 我想说的是，这些乞丐是“宇宙中心”的乞丐，在他们身边是缔造中国互联网神话的国际级企业和缔造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国际级学府。
这些乞丐的不幸不在于他们无法获得更多的乞讨资助，而在于没有一双目光会向他们投去同情和信任。在这些乞丐周围充满了危险的理性人。这些理性人习惯于用理性判断真假是非，而不懂或者不屑用感性来进行思考、取舍和创造。这些理性人之间缺少了基于信仰的信任关系。
一、信任的缺失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
如果把每个人比作社会生长的一个原子，那么这些危险理性人也就是一个个危险的原子，他们之间由于缺乏基于信仰的信任关系，也就只能通过利益关系来形成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是短暂的，因为利益，原子之间组成短暂的分子，分子之间因为利益，发生着短暂的化学反应，这些化学反应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但是，如果原子之间不仅仅是靠利益关系来组成分子，来发生化学反应。如果除了利益关系，还有更深更持久的信任关系，那么，原子之间组成的分子会更有生命力，分子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会更加壮观和美好，这种基于利益和信任关系共同作用的化学反应所推动的社会变迁也会更加健康更加可持续。
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社会呈现着五千年未有的信任危机，社会上充满了理性人之间过河拆桥的博弈，充满了理性人之间的如履薄冰的试探和看似正义的掠夺。正是这些危险的理性人将中国经济推到了产能过剩的境地，正是这些危险的理性人组成的团队让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零和博弈的负能量，而不是彼此呼应的正能量。整个社会为危险的理性人付出了巨大的交易成本。以中小企业为例，面对地方政府中危险的理性人，它们要付出太多的成本来抗拒这种信任危机。还好，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整个社会的营商环境会越来越好，企业与政府之间信任关系、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会有望改善。
二、在中国，过剩的岂止产能？
产能过剩仅仅是冰山一角，其背后是一个过剩的系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这个过剩系统包含以下内容：
1、人际关系的过剩
在中国社会做生意，很大一部分精力都用来搞人际关系，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中国人人际之间负能量太大。咱俩没关系，该办的事情不给你办；咱俩没关系，该快的事情给你拖着办；咱俩没关系，该认真的事情给你马虎着办。因此，在这种负能量的生存法则中，办事之前先要搞好人际关系，这样一来，该办的事情才能进入程序，该快的事情才能快，该认真的事情才能认真。
当一个国家的生意场上的人都把大部分精力用来搞人际关系的时候，创新的精力和动力自然也就少了。同时，老板的损失也更大，因为他发工资给员工，结果员工只用很少的时间干正事了，其他的时间则用来搞人际关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当然上不去，整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当然上不去，供给侧的有效供给自然也就不充足。
2、企业层级关系的过剩
中国企业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企业系统的构建往往难以摆脱官场模式。实际上，企业与官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因为他们负担的职责不一样。企业是一个社会创新的核心动力，如果内部层级像官场一样多，那么势必会压抑创新基因。
很多企业内部的中层领导实际上工作量很少，可下面员工的成果却都归到他名下，下面员工的奖励也归到他名下。这样一个企业的绩效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员工的创造力也难以发挥，因为一个好的创造性的东西是需要持续形成链条的。如果创新的东西刚露头就被中层领导抱走了，那么，这个链条就无法形成，也就无法发挥出巨大能量。
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是未来中国飞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要走好，中国的很多企业都需要进行内部过剩管理的优化，让那些干活少、官气大、捞油水的管理人员去更适合的地方，给他们一些压力，释放出每个员工的创造力，让创造者有回报、有干劲、有奔头。这样才能形成创新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3、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过剩
五千年的集权语境下形成的跟风式集体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了严重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在互联网+时代，“+”的箭头是指向四面八方的，也就是说需要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和多元行为方式的协同才能形成“+”的动能。
以房地产为例，目前严重过剩的房地产实际上是企业家、地方政府、消费者三方的行为方式雷同造成的。这种行为方式的雷同造成了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惯性。
在企业家眼里，搞房地产省事，不需要费脑筋搞创新，也不需要努力经营，盖起来卖掉就是钱；在地方政府看来，搞房地产来钱快，还能够不断炒高地价，让土地变成地方债扩张的“神器”，至于债务的可持续性，那是中央政府考虑的事情；对于消费者来说，看着周围那么多聪明人都在买，自己当然不能做傻瓜；在银行（中国金融系统的主导者）看来，既然地方政府有贷款需求，那就满足，反正有中央政府兜底债务，不怕你不还。银行的这种做法也导致了金融系统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控方面的非理性，于是大量贷款进入过剩行业，而承载经济转型希望的创新性行业却难以得到金融支持。实际上，从整体来看，中国过去的金融系统是鼓励盈利模式短频快的企业和项目的，那些长期盈利、可持续盈利、创新性盈利的企业和项目往往难以获得金融支持，因为我们的金融系统过去有点单一。
正是这些企业家、地方政府、金融系统和消费者在行为方式上的严重过剩导致了房地产过剩的悲剧。
以上三种过剩关系归根结底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信任的缺失。人际关系过剩是因为人与人信任缺失，企业层级关系过剩是因为企业与员工之间信任缺失，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过剩是因为主体与整体之间缺乏信任。这就回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个情节，当一个社会连乞丐都不值得信任和同情，那么这个社会一定走到了悬崖边上，该勒马了。
三、旅游+为什么能做到？
旅游+为什么能够给中国的产能过剩提供解决方案？因为旅游+实际上是对供给系统的优化和需求系统的升级，旅游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行业，也不是一种单纯的生活方式，而是从社会学视角对生产生活的重构，对供给系统和消费系统的重构。如果没有旅游，一个地区的产业也照样发展，一个地区的人也照样过着定居的日子。有了旅游以后，一个地区的产业可能都会变成旅游的相关产业，一个地区的人可能会享受居游共享的生活环境与状态。所以，旅游+在本质上是社会学的一种解决方案。
旅游+的社会学基因能够帮助我们化解过剩产能背后的过剩系统。
1、旅游+的教育属性能够化解人际关系过剩
旅游的过程是一个人内在灵魂升华的过程，通过与自然和历史文化的对话，一个人的灵魂会被唤醒，被工业社会挤压变形的良知会获得释放。旅游是一个课堂，让我们找到了内在的神性，让我们在自由行走中寻找到了生命的坐标。通过旅游的洗礼，一个人会更健康更阳光，会逐渐远离定居生活中形成的矛盾网络，也摆脱定居生活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缠斗危机，从而获得改善自我、成就别人的契机。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当虚拟世界无孔不入的时候，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旅游+将为虚拟世界里的人提供更多真实的生理刺激和心理刺激，从而避免了过度沉浸于虚拟世界产生的虚无感和失控感，让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得以拉近，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健康。
同时，现实世界的结构是历史文化造就的，这种结构本身就具有生态性、多样性和厚重性。通过旅游可以触摸到现实世界的结构，形成一个现实世界的真实想象，这种真实想象抵御和对冲着虚拟世界带给人的空虚感、飘忽感、失落感、冷漠感，让人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到坚韧温暖的信仰，从而支撑起健康的人际关系。
2、旅游+的文化属性能够化解企业层级关系过剩
一个企业的层级关系过剩归根结底是人的身份标签的强化所致。一个中层领导在一个位置时间久了，就会把领导的标签强化，认为活都应该下面的人做，成果和奖励都应该自己享受，而员工也认为领导的标签神圣不可侵犯，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企业创新活力的丧失。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说法过激，可能在互联网企业这种情况较少，可是，去中国的传统企业里调查调查，这样的层级关系大量存在。
旅游能够让一个人忘掉自己的标签，能够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中做一回真正的自己。长期的旅游活动也能够让人的天性获得释放。在旅游中找回真我的人，再回到工作岗位，可能原先的标签强化效应就会弱化很多。这也就为解决层级关系过剩提供了契机。
从企业视角来看，一个企业一旦纳入到了以旅游+为核心的生产体系中，这个企业就拥有了一种倒逼改革的力量，因为旅游+为核心的生产体系是需要创新驱动的，没有创新就无法产生持续的盈利，甚至无法盈利。所以，在这种倒逼力量下，企业就必须打破过去不健康的层级体系，让企业底层的创新力量活跃起来，让中层利用权力构建起来的“亲密”关系网不再形成对创新力量的剥夺、遮蔽和压制，以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和有效公平的奖励机制促成健康阳光高效的新型企业文化，以适应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社会潮流。
3、旅游+的经济属性能够化解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过剩
以旅游+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供给系统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它能够吸引优质的资本，能够聚集优质的资源，能够引入优质的精英人群。因此，旅游+对供给系统的优化和对消费系统的提升功能让资本的多元化运作、资源的多元化开发、人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可能。从而构建起以文化为肌理的、多元共生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生态圈。在这样的生态圈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再是以拼规模拼数量为主基调的刚性博弈关系，而是以相互成就相互协同为主基调的柔性共生关系。
比如，一个县城如果要搞全域旅游，那么，县域空间内的产业都有可能纳入旅游范畴，这些企业之间过去也许是不相往来的，这时候就可以通过旅游+重塑的产业链形成关联。过去这个县的发展资金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土地财政来支撑，如果搞了全域旅游，那么，就有必要引入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模式，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进来，这样就让投融资体系变得可持续。因为旅游+构建起来产业体系天然地涉及到多利益主体和长期盈利问题，靠过去单一的土地财政是无法支撑的，必须要引入多元化的资本。而多元化的资本就避免了单一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和行为方式，从而能够让旅游发展普惠到社会各个层面。有了普惠的投融资体系、建设运营体系，也就激活了不同的市场主体，形成了供需之间的高效响应机制，避免了供需之间的失衡和错配，自然也就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
作者：张栋平
